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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

栏目:产业    发布时间:2017-10-24 15:34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100836)

[摘要]对工业增长速度变化、工业需求侧变化、工业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以及工业企业微观主体表现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阶段往往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对于我国而言,在众多挑战中,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推进工业发展对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步入“新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对工业发展的新挑战,我们要做的是增加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时期工业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于工业化的供给推动力和城市化的需求拉动力的结合,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源动力”。

[关键字]新常态、工业化后期、发展共识、创新驱动

JEL: L60,E37,O14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常态向中高速增长常态的阶段性转换。2013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在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这是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一、 走向工业经济的“新常态”

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两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工业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新特征,工业经济显现出走向“新常态”的阶段性变化的迹象。

1.我国工业增速持续回落,但有逐步趋稳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波动周期(如图1所示),第一周期是1978-1985年,1978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6.4%,该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85年,全部工业增长值增长率为18.2%,谷底出现在1981年,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仅为1.7%;第二周期是1985-1992年,谷底在199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3.4%,峰值在1992年,数据为21.2%;第三周期是1992-2007年,谷底在1999年,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8.5%,2007年的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14.9%;现在我国正处于始于2007年的一个新的周期。总体上看,前两个周期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在当前这个周期中,总体增速逐渐回落,但回落幅度逐步收窄,工业经济运行呈现趋稳的态势。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

2.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而投资结构初步呈现优化态势。

自2011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速度,2011、2012、201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3.8%、20.6%和19.6%,而同期工业投资增速分别为26.9%、20%和17.8%,工业投资增速从2011年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1个百分点,加速下滑到2013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8个百分点。2014以来,在国、内外需求总体偏弱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进一步放缓至历史较低水平。但是,在工业投资明显回落的过程中,投资结构也呈现优化的态势,2013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5%,较2012年回落0.1百分点,而采矿业增长10.9%,比2012年回落1.1个百分点,有利于提升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从制造业内部看,高科技行业投资增长较快,而传统制造业行业投资增速下滑。在工业投资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1-6月份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8%,比工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分别高3.8和3.2个百分点,这对企业核心研发能力提升、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等技术的推广、工业企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消费需求增速平稳下降,而消费结构开始加快升级。

201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38709亿元,比上年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增速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2006年到201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是13.7%、16.8%、21.6%、16.5%、14.8%、11.6%、12.1%,2013年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进一步趋缓,第2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下降至10.8%。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速已经逐步下降到一个新水平,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下降趋势已经得到遏制。但是,可喜的是消费结构呈现明显加快升级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2013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4.6%,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9%;二是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快于东部地区,区域消费差距也正在逐步缩小;三是消费方式多样化趋势发展迅速,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长较快,已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比2012年增长28%,2014年1-5月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1.38万亿,同比增长19.8%。

4.工业出口增长处于低水平,但贸易结构呈现优化的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实际增速急剧下滑出现,虽然中间有反弹和波动,但总体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实际一直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

2012年和2013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都是7.9%,2014年1季度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7%,2014年2季度,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2%。即使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在此之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的贸易出口大国。对于可期望的工业经济“新常态”而言,关键是中国工业贸易结构的优化。近年来,我国贸易方式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2013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分别比2012年同期增长7.3%和9.8%,远远高于全部工业品出口值5%的增长率;二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不断下降, 1999年这一比重达到56.9%,进入21世纪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已降至38.9%;三是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升,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为58.3%,2013年这一比值为47.3%。另外,中西部出口明显增快,进出口市场分布日趋多元,以上海自贸区、内陆沿边开放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都呈现出贸易结构优化的态势。

5.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工业,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无论是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越工业占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为8%,高于第二产业7.4%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46.6%。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近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加值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产业化程度不断加快。2014年1-6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快于工业整体增速3.6个百分点。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最高的十大行业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及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占大多数,而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最慢的十大行业多是高耗能产业和资源型产业。

6.东中西部工业区域结构趋向平衡,东部地区工业率先呈现企稳态势。

近些年来,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正逐步缩小。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看,如图2所示,2005年以来总体上也是维持“东慢西快”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速最快,2008年和2010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东部分别高出11.1个百分点和11.2个百分点。虽然总体上2010年以后各个地区工业增速普遍出现下降,2011、2012、2013年西部仍比东部高出9.7、4.8和1.6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上看,中、西部地区在原煤、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品一直占有优势,近年来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也有不俗的表现,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东部地区在集成电路、彩电、微型计算机、钢材等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上有绝对优势,但优势地位相对下降。可喜的是,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已经初步呈现出趋稳的态势,2013年东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2012年高出了0.3个百分点,而同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工业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

7.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逐步回落,但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2011年以来,随着工业增速逐渐放缓,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增幅总体有所回落。近年来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这一方面表现在投入方面,工业技术创新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内部支出为7200.6亿元,比2011年增长20.1%;研发强度为0.77,比2011年的0.71和2010年0.69都有上升;产出方面,2012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已达到7.8万件,是2010年的2.2倍。更为关键的是,一些重点领域先进和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2013年,石化行业在煤气化技术装备、染料生产工艺、页岩气开发、煤化工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在医药行业,1.1类新药临床申报数量不断增加,已达总量的13%;电子信息行业有55纳米相变存储技术、高性能图像传感器芯片等突破(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2014)。在工业增速明显下滑的大环境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能够大体保持稳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这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成长方式正在转变,成长战略已经开始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低成本战略转向差异化战略,企业正在探索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已开始逐步适应中速增长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逐步具备适应“新常态”的能力。

二、迎接工业化后期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价表明(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66,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特征变化是在工业化中期由于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工业化后期由于主导产业的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将会自然回落。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阶段转换,那就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而这个过程与上述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过程完全吻合。按照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意味着这个转变也十分迫切。工业化史表明,按照“收敛假说”,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而现实中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和危机,例如在工业化中期会有“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现在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一般只有日本和“四小龙”。因此,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也必然会面临重大的挑战和任务,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走向“新常态”之路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我们认为,在众多挑战中,当前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三方面的问题,前两方面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内生变量”,是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则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外生变量”,是来自于外部发展环境的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

1.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虽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且20世纪末和2005年前后我国都出现过较为突出的产能过剩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我国工业化后期所特有的问题和挑战。但是,2011年以来,本轮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

一是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上看,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扩大,2005年前后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是非常突出的行业,不仅如此,当前产能过剩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由于我国没有正式公布的统一的产能利用率统计指标,无法准确地反映我国产能过剩程度。但是,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2月,已经连续33个月出现负增长。虽然影响这个指标的因素较多,但该指标创历史的连续33个月的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二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试图等待经济形势复苏后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化解产能过剩已几无可能。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接下来的任务是由工业大国转向工业强国。从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从以前相对过剩转为现实的绝对过剩,也就是说,以前周期性产业过剩后来都可以慢慢通过长期需求消化掉,但到工业化后期以后,许多产业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不可能有长期需求慢慢把峰值吸收掉了。

三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急需转型以及我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体现。看似简单的产能过剩,之所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市场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则是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的原因。由于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面临着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与前两次产能过剩相比,当前的产能过剩对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急迫。在经济发展方式无法转变、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介入的体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不仅旧的过剩产能难以被消化,新的产能还会不断产生。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我国众多结构性问题中,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认为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结构性问题。需求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结构失衡问题;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所谓“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在区域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等问题。其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统一,主要是指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过程。实际上,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由农业占主导向由非农占主导转变、并伴随着结构转变、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更集中于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以及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比例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上升的过程。

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任务绝非一蹴而就。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的则是“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的是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显著提高了工业劳动参与率,而工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因此要素投入驱动了经济增长。在未来,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更多的劳动力将转入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又低于工业,因此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将下降,出现所谓的“经济结构减速”和“产业效率失衡”(张平等, 2014),因此劳动效率的提升关键取决于产业内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工业发展水平虽然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这在服务业比例不断增大的工业化后期,不仅造成我国整体效率提升速度将下降,而更为关键的是服务业的创新要比工业创新面临更大的挑战,难度也更大,这意味着在创新驱动方面,我国还任重而道远。

3.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从世界范围看,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其工业化进程又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是针对近十多年其经济“去工业化”带来的虚拟经济过度、实体经济衰落、国内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导致的竞争力衰退问题而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的顾名思义的 “再次”工业化,其核心内容并不是通过促进外迁海外工厂的回归来恢复传统制造业、做大制造业规模,而是依托其在信息与通讯技术、新材料等通用技术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加快促进人工智能、数字制造、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应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提出《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欧洲提出《未来工厂计划》,等等,核心都是通过先进技术来重新构筑自己的制造业竞争优势。

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核心内涵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直面竞争,这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形成两大方面的冲击和挑战(黄群慧,贺俊,2013):一方面,进一步弱化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我国必须推进低成本工业化战略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另一方面,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

三、增强中国工业增长新动力

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看两方面,一是工业增速从高速下滑,但不会滑出可以承受的“下线”,能够稳定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二是工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高级化、合理化方向的优化。而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动力趋弱的情况下,保证工业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和结构逐步优化的关键是能否通过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来增强工业增长的新动力。

有了新的动力机制驱动,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稳定运行,从而度过工业化后期的各种可能危机,最终基本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言,由于与全球信息化叠加在一起,信息化将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在一起也成为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来自工业化深化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城市化推进的拉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正是所谓“创新驱动战略”的本意。这种创新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改革开放意义的制度创新,考虑到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体制机制约束,工业化后期我国工业增长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

  1. 来自工业化深化的供给推动力

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化进程一方面要求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要求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个过程孕育着巨大的工业增长机会。(1)现有产业的升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国完成了从纺织皮革工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食品工业等消费品行业曾主导工业增长向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造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工业增长的转换,现在进一步转向金属制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械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主导的工业增长,这意味着,单纯依靠结构转变而对工业增长的动力将趋弱。应该说,经过30年的“铺摊子”,中国已经具备了庞大的工业基础,但“大而不强”是一个基本现状,这突出反映在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间波动,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国甚至超过了40%(乔标等,2012),这又给产业升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未来以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为内涵的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正是未来我国工业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2)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在国家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下,新兴产业发展将成为今后工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叠,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预估,移动互联、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先进机器人、自动或半自动交通工具、新一代基因组技术、能量储存、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油气田勘探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2项颠覆新技术到2025年将对经济的潜在影响达到16.7~40.4万亿美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化为我国工业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新空间。具体而言,一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二是先进制造技术终归是在工厂和制造环节的应用,我国庞大的制造基础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三是移动互联、云技术等技术正在不断创新服务业业态和商业模式、颠覆传统商业规制、改变原有的竞争格局,这有利于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善,进而也改善了实体经济的产业环境,包括融资环境和营销环境等,有利于工业的增长。实际上,自2003年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来, 我国一直努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为我国工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来自城市化推进的需求拉动力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在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力量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按照一般工业化国家经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因此在工业化后期,加快城市化进程就更有必要。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都超过70%,若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我国仍存将近20个点的增长空间,因此需求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这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巨大需求,未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刘世锦,2014),通过改革基础设施融资体制,到2023年,东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6.25%,中部增长8.29%,西部增长5.98%。从消费需求看,城市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极大地拓展消费需求空间。2012年,农村居民年均开支人均大约6000元左右,县城居民年均开支人均1.2万元左右,如果转移到地级城市和地级以上城市,年均消费开支将达到人均1.8万元左右。如果能够通过城市化使农村居民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创造巨大的消费增量。总之,虽然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化推进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要重视由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工业增长的作用。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提高城市化质量。

3.来自全面深化改革的“源”动力

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无论是迎接“第三次革命”,还是积极推进以人为本城市化进程,其更为根本的动力都可以归结为创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抓住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不仅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由于制度创新是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根本手段,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发挥“改革红利”的作用,因此对于“创新驱动战略”而言制度创新更具有根本意义,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实现新时期工业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对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完善创新生态系统都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政府体制改革。当前面临着政府推动的改革突进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黄泰岩,2014),该矛盾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扭曲,“肠梗阻”现象较普遍,一些长期制约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虽已得到共识但无法解决。例如,金融领域的垄断格局始终无法打破,造成实体经济利润空间长期受到银行业的过度侵蚀,虽中央多次提出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日益严酷;又如,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多年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即使在经济增速下降、投资和消费增速都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税收负担还在提高;再如,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僵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得不到充分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垄断领域的“玻璃门”、“旋转门”问题,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问题,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等等。新时期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既指明了改革方向,也体现了党中央的决心,现在更需要的是进一步思想解放,进一步地发挥民主推动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创新驱动战略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进程,将增强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动力,保证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工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走向“新常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在2030年以后逐步建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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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泰岩: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J].经济学动态,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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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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